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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8

  在医院儿科工作近30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呼吸道疾病专家盛文彬最熟悉的是两幅画面——

  一幅是疲惫、忙乱的家长们,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在拥挤的医院大厅里排着数百号人的长队,焦急等待;

  一幅是一墙之隔的儿科诊室内,几位医生几乎没有停顿地超负荷工作,甚至顾不上吃饭和休息。

  由于儿科门诊和儿科急诊的特殊性,免不了产生医患纠纷。盛文彬有时会带着这两幅画面的“参与者”互相到对面去看一看,大多数人很快就能平复情绪:原来大家都很难。

  “两头难”的现状,延续了若干年。我省每千名儿童仅有0.59名儿医,医生家长都叫苦不迭。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儿科医疗资源的匮乏、儿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短板没能补齐,儿科困境正在影响每一家医院和每一个家庭。

  省儿保医院的输液室挤满前来输液的孩子们(资料照片)。浙江在线记者 胡元勇 摄

  浙江在线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宁 实习生 林婧)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5楼儿科病区走廊内,精心布置的五彩墙面充满童趣,但温馨的氛围随时都可能被孩子的哭闹声打破。

  这是全省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儿科,也是患儿家长、儿科医生和护士们的“战场”。

  病房内,记者见到了刚满2周岁的小羽,她细嫩的手臂上挂着点滴,隔着衣服还能看出鼓起的小肚子。为照料病毒感染并发症的女儿,她的母亲请了长假全程陪护,还有退休的外公在病房内“轮岗”。

  前不久,小羽突发红疹并伴随高烧,情急之下,家人带着她先后在当地医院及杭州多家医院就诊,但由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几番辗转,小羽住进了浙大杭州市一医院的儿科病房。

  在这里,像小羽母亲一样四处求医的患儿家长不在少数。“孩子常生病,但是能给孩子看病的医生太少了。”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医生到底有多“少”?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应对源源不断的患儿,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已经超负荷。

  约了数次后,浙大杭州市一医院一位儿科医生终于有时间和记者聊上几句:“医院共有60名儿科医生,每个人都要连轴转,才能排完白班、夜班、周末班、节假日班等所有班次。进了儿科后,每天看100多个患儿、加班加点已是常态。”除此之外,儿科医生们还要承担下乡、带教、科研、继续教育等医教研任务。

  这一切也看在盛文彬的眼里。身为省政协委员的他,曾在2018年省两会的分组讨论上,向医疗界别委员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以浙大杭州市一医院为例,2017年共有儿科医生51名,年儿科门诊量为39.9万人次,儿科医生人均接诊量高达7823人。除此之外,他还对杭州市内设置了儿科的其他医院进行调查,现状同样不容乐观,2017年,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儿科医生人均接诊量为5700人次。

  2019年省两会期间,盛文彬的关注点依然是关于“儿科医疗资源调查评估与改善意见”,他在调查中发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近三年的门急诊量分别是2385353、2550736、3088251人次,年增长率分别为6.93%、21.07%。对此现状,盛文彬深感忧虑。

  1992年出生的钱飞阳已经在儿科病房工作5年。每天,她都有一张“密无间隙”的时间表:7时30分到岗,开始晨间护理;8时参加交接班,8时15分左右大交班结束医生查房,护士们就进行床头交接班,交班结束就是落实各项治疗;9时左右开始给病人输液、打针……实行扁平化管理后,她还要全程参与病人入院到出院的每一个护理环节。

  从业30年的市一医院儿科病区护士长沈国莲做过统计,每位责任护士需要负责8至10张床位,他们的工作包括给病人输液、打针、抽血、拍背、吸痰、协助生活护理,以及宣教和健康指导,为了方便病人出院,护士们还要完成床边结算等工作。

  “儿科全年都是‘旺季’,春节也不例外。”沈国莲告诉记者,2019年的春节恰逢流感季,70张儿科床位全部满员。年初二、年初三,仍有不少家长们在焦急地等待床位。

  浙江省医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褚茂平关注这一现象已久。2016年,受省教育厅、原省卫计委、省财政厅委托,他与学会会员共同启动了一项名为《浙江省儿科医务人员培养规划(2016-2020)》的调研。

  根据调研数据,截至2016年,浙江省内有0—14岁儿童1146万人,现有儿科执业医师6748人,每千名儿童拥有0.59名儿科医师,如按每千名儿童0.8名儿科医师要求配置,全省尚缺少儿科执业医师2500名左右。

  “压力可能还会更大。”褚茂平告诉记者,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医学专业人才特别是临床儿科医生人才紧缺问题将更激烈。

  不少人将这一现状归因为21年前的一项政策——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儿科医学专业被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列入调整范围,从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了儿科系招生。

  就在这21年间,人口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据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统计,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以后,每年新出生人口数呈上升趋势,以2016年为例,全省户籍人口出生55万左右,比2015年增加15万左右,其中二孩的增幅近60%。

  在儿科人才紧缺的现状下,原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宣布,2016年2月,全国范围内8所高等院校恢复儿科招生。

  对此,多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要补上21年来的儿科人才缺口并非易事。因为,一名较为成熟儿科医生,至少需要完成5年本科、3年硕士课程,再进行若干年的临床实践。

  在儿科护理人才培养上,同样存在诸多不足,在国外,成为一名儿科护士需要在取得护士资格的基础上再完成儿科护理专业的课程培训,而目前国内尚没有专门的儿科护理专业。

  “在临床工作中,儿童护理与成人护理有很大不同,每个年龄阶段身体和心理都存在很大区别。在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护士需要适应内科各个系统的每一个病种的‘儿童版’。”沈国莲说,一名年轻护士进入儿科病房,需要经过至少半年的规范化培训才能勉强应付完成基本工作,临床工作5年以上才能成为一名专业的儿科护士。

  上世纪80年代,从原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的盛文彬进入浙大杭州市一医院(原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彼时,这份工作曾给他带来成就感:“儿科学科有独特的魅力,儿童患者自愈能力很强,大部分疾病都可以被治愈。”

  但现在,儿科专业已经成为医学系学生不愿意选择的方向,临床上儿科优秀人才非常缺乏,在儿科医护群体内,离职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

  留人难的原因是什么?记者将某省属三甲医院和某省属儿童医院进行对比,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和付出比正出现严重失衡。

  2015至2017年间,某省属三甲医院的人均创收(不等同于收入)为79.2万元,人均门诊为687人次;某省属儿童医院的人均创收为53万元,人均门诊则高达1173人次。

  儿科医生工作难度和工作量过大、职业风险高、岗位编制少、护理要求高、薪酬待遇低,是导致儿科医务人员流失严重,人才招聘和引进困难的重要原因。

  尤其让儿科医护人员们担忧的是,由于患儿群体的特殊性,家长们对儿科护理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这正成为护士们的压力来源之一。

  “比如,孩子的血管条件与成人不同,打针时很难‘一针见血’。”沈国莲说,常有一些90后小护士在家长指责后,找她哭诉,她能够给予的也只有言语上的安慰和鼓励。

  目前浙大杭州市一医院儿科病区36名护士中,在编的为20人,非在编的16人。虽然医院已经在尽可能缩小不同编制人员的收入差异,但儿科护士的总体收入偏低,编外人员依然大量流失。在沈国莲担任护士长的十多年内,有10多名护士先后离职,2006年甚至有2位资深护士向医院提出离职。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高等院校儿科本科专业“缺席”的17年间,省内高校、医院对儿科人才培养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在全面停止儿科本科专业后,一种“儿科分流人才”的培养在温州医科大学兴起。2002年后,学校每年会从临床医学本科三年级学生中分流出20-30名左右的学生,设立临床医学儿科方向班。在这里,“儿科方向班”的学生除了学习基础临床医学课程外,还需要必修《小儿外科学》《小儿传染病学》《儿童保健学》《儿童心理学》等课程。“学校面试时,会重点考察我们对儿科专业的热爱程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经过一年多的专业课学习后,毕业前夕,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在儿科方向继续深造。

  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浙大儿院教授赵正言成为常常为儿科发声的人之一。

  “严格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养是一个医师走向成功的关键。”赵正言建议,当前应该继续加快儿科住院医师、专科医生的培养,一名合格的儿科专科医生,应该拥有医学知识融汇贯通的应用能力,独立诊治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和职业素养及团队协作精神,基于实践的学习与改进及基于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

  学校也应该发挥人才培养的作用。盛文彬建议在省内几所大学医学院开设儿科医生定向招生,在大学学习期间予以学费减免等优惠措施。“真正吸引一些成绩优秀的生源报名,而不是通过降分录取来扩大招生。”

  其实,除了儿科医师少、儿科服务人群基数大等因素外,儿科学的发展亦面临着重重挑战。

  赵正言告诉记者:“在儿科领域,新学科、新知识、新技术正在不断涌现。比如,儿科的疾病谱正在发生改变,在我国,新生儿疾病死亡占了51%,每年新增出生缺陷90万人,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这就意味着,临床对儿科医护人员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他们在工作强度极大的前提下,仍需不断学习、实践。

  沈国莲认为开设儿科护理专业很有必要,这对提高儿科护理质量至关重要。如果能把儿科护士的规范化培训前移到学校,也能解放资深护士的劳动力,更多地把时间留给病人,更好服务小患者。

  在儿科发展过程中,基层不应该缺位,赵正言调研后发现:目前儿科三级诊疗系统的建立依然不够完善,儿科院前抢救、转运和院内救治能力有待提高。“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对重危患儿的救治能力严重不足。”

  连续两年的省两会上,盛文彬都在呼吁“强基层”,儿科也需要实现“小病在社区”。“传帮带非常重要。比如,可以实行分区域的导师制度,让三级医院的医生与社区医生结对子,不但能提升社区医生的业务能力,也能使转诊更加顺畅。”

  另一方面,家长也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家长拥有良好的儿童健康知识与一定的基本疾病处置能力,可以减少儿童就诊率30%左右。”盛文彬说。